“跨越性”的黯然:中中原人民共和国传媒马来

3月8日马航客机“失联”,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对此,也有媒体人出来以“采访权”为由辩护,称即使有些采访和拍摄会使当事人不快,采访权仍然应该得到保护,这又招致强烈吐槽。

“知情权”是公民对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当前社会上发生的与其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它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是公民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知情权的落实离不开新闻报道、信息公开权等的配合,其中,新闻媒体是公众知情权的维护者和体现者,公众的知情权主要通过媒体而得到体现。而新闻媒体要做到这一点,不能离开新闻采访权。

马航;中国媒体;采访权;诟病;记者

知情权即了解权,即在特定的社会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从另一方主体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权利,并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知悉权。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知情权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构成要素。其中,知情权主体又分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均可为一切个人和社会组织,但一般而言,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主要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而义务主体主要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和营利性经济组织等社会组织。知情权的客体即信息载体,是与权利主体利益相关的一切信息载体,如报刊杂志、广播影视、书籍、多媒体网络等信息媒介。知情权的内容即信息,它是与权利主体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一切信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有关个人身份与人格的一切信息,它们应是真实的、完整的,而非残缺不全、虚假失真的。

3月8日马航客机“失联”,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从乘客家属到各方人士,无不千方百计寻求各种消息渠道,新闻记者当然更加急于履行使命,闻讯赶到的家属一时成为他们主要的访问对象,仓促之间,出现家属被围堵局面,遭到网友的责难。对此,也有媒体人出来以“采访权”为由辩护,称即使有些采访和拍摄会使当事人不快,采访权仍然应该得到保护,这又招致强烈吐槽。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纷纷呼吁记者遵守专业规范、避免发生“第二次伤害”,关于飞机失事等灾难新闻采编注意事项等规则,被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转发。

知情权是公民在信息人人共享方面的表现,实现知情权,就要理所当然地反对信息的绝对垄断。知情权是对真相的澄清,也是对内幕的曝光,更是对常识性真理的维护。公众有知情权,他们有权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治安、交通、消防等方面的事件真相,有权知道自己可能面对的危险,并因获知危险而最大可能地提高警觉,从而避免危险。

随着事态发展,关注点已经转移,但这场争论表明,在我国,灾难事故报道中常会见到的此类问题,带有对新闻记者采访权观念认识不清的原因。鉴于本刊近来也有不少文章从另一些角度提及采访权问题,所以藉此题目说几句。

保证信息公开,不仅是尊重人民群众,而且是稳定社会、消除社会负面效应的良方。

国际新闻界并无采访权之说

人民有知情权应纳入法律条款。法制作为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把人民(公民)有知情权纳入法律条款中,使人民群众在法律的保障下真正当家作主,用法治代替人治,也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采访权,其实是中国特有的词语。中文的采访,就是采集和访问,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动词。用英文来表示,应该是“gather and interview”。但是我在英美的有关新闻学和传播法学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与中文“采访权”这个表述相对应的说法。我们所见到的是:“寻求、获取和传递信息的自由”(freedom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接近、使用信息的权利”(right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采集信息或新闻的自由”(freedom to gather information or news)这一类说法,而不存在right to interview这样的用语。我们所见到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的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也并无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做出规定。

然而,这方面的立法还显得相对薄弱与滞后,我国的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并没有关于知情权的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公民的参政权、表达自由权、监督权及国家机关政务公开的原则规定予以间接确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和社会组织以消费者身份所享有的对商品和服务的知情权,该法第8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19条和第32条还分别规定了经营者、消费者协会等知情权义务主体的义务和职责,这里的知情权属于民事私权的范畴。首次出现“知情权”一词并作系统规定的我国法律文件,应该是2002年10月14日由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该规章第 1条明确规定了首要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该政府规章系统地规定了属于公法性质的知情权问题。已送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望以更高法律效力层级的行政法规形式确认个人和组织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

这是为什么呢?

同时,与公民知情权相对应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的步伐也稍显迟缓,专家称,满足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刻不容缓,当前亟待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及其部门所负有的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

首先,寻求、获取、传递信息,是人人皆有的权利,诚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它包含在表达自由里头,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不需要对记者作特殊的规定,就是说不具有专有性。

一个独立客观公正的舆论机构是公民知情权的依靠。台湾著名学者高希均对此感慨甚深:“介于开放与封闭之间的政府,如果一定要干预新闻报道,宁可因比较开放的政策而出现漏网之鱼的报道,不要因政策管制而导致新闻的全面封杀,因为在听不到实情的情况下,人民就容易误信耳语,也无法辨清耸人听闻的报道是否夸大。”一个开明的政府会让传媒保持它正当的采访权和发言权,更会让它的公民合法地享有知晓好事坏事的权利。记者是新闻采访权的载体。记者的职业之所以被社会承认,在于人们需要通过传媒满足自己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即获知的需要、知情权的需要,因而认可记者的采访权。因此,当记者在为满足人们获知外部情况需要而工作的时候,他因服务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拥有采访权。每个人的身体和五官能够接触的外部世界是十分有限的,传媒的功能是人体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工作人员――记者的采访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

其次,访问必须是两厢情愿的事情。我要访问你,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有来源于表达自由的采访自由,你也有不表达的自由,不能说我是记者,你必须接受我的访问,不接受就是妨碍我的“采访权”,这样访问岂不是成了审问(且不说对于审问也有“沉默权”)了吗?也就是说不具有凌驾性。所以,就一般新闻传播学或传播法的理论来说,如果要说新闻记者采访的权利,那就是基本人权中表达自由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体现,也就是指人人皆有的寻求、获取、采集信息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学理上就称为知情权。?

根据宪法,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的权利,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正是这些宪法权利的公开运用。而且,因为报道与否不是由记者自己的意愿决定的,而是其职责所在,在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记者的采访权从本质上并不是记者的民事权利和“私事”,它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具有公权利的性质。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记者“公权利”的行使必须有公众人物、公共部门单位的“公义务”积极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监督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拒绝、阻挠采访,甚至以公权力限制、剥夺采访权,就具有侵犯采访权、对抗公众监督的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采访活动所要遵守的规则,其实也就是社会上人人、时时、处处都在进行的人际交流、沟通的规则,基本上也就是通行的社会礼仪。

采访权是媒体及其记者拥有的一项特别的公权利。首先,采访权是行使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媒体与记者通过采访行为寻求和获取信息,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其次,采访权是实现社会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媒体和记者通过采访报道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公共组织实施公众舆论监督,是社会权利的重要内容。所以,应该认识到,媒体和记者是行使公众知情权和实现社会监督权的特殊机构和群体。

比如,发生空难那样的事件,记者可不可以访问家属呢?一般情况下,家属忧心如焚,对于陌生人突兀的提问,无法接受,表现厌烦、抗拒、抵触甚至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网友要求记者不打扰家属,是合理的。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新闻道德规范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要求,如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业务守则规定不要侵犯个人的不幸和哀伤,美国广播电视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规定要对悲剧的受害者给予特别的同情,等等。其出发点就是记者并没有凌驾社会之上的地位,必须平等地对待他人,包括人道地、设身处地地关怀处于痛苦中的人们。

当然,采访权不是绝对的。作为具体的权利,不是所有的采访权都必须实现、都可能实现。我们认为,作为媒体,在采访权问题上应该明确三点。第一,采访权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例如,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法律对记者的采访活动具有种种约束;又如,出于司法公正需要,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国家法律是限制媒体采访报道的。第二,采访权是可能受到拒绝的。具体采访权的实现需要经过请求或者申请过程。国际上适用采访许可证制度,机构一般通过发放采访许可证来保证或控制媒体采访活动。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媒体可能因为公信力差或者其他原因受到拒绝。这种拒绝是正常的,不能因为被拒绝就认为采访权受到了侵犯。第三,采访如果造成被采访人权益受损,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采访权与隐私权、采访权与名誉权等等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因此,为了避免发生利益冲突,一些国家十分重视对采访表达的适度约束,以避免造成侵害结果。因为,没有不受约束的表达,也没有完全自由的采访。

当然家属也有表达的意愿和权利。闾丘露薇在事发当天的一篇短文中指出“煽情和记录家属的悲伤,并不是记者的职责”,但她同时说明:反映家属的不满和诉求,也是媒体需要做的,不过她也强调这样做的前提是对方希望向记者诉说。这些天不少媒体报道了家属对于马方的种种不满,如披露信息迟缓、闪烁其词、回避和掩盖真相等等,这既是以舆论对马方进行督促,也是给处于痛苦和焦虑中的家属们一个宣泄渠道,但这种功能已经很难以“采访权”来概括了。

新闻采访权尽管不是行政权力,不是司法权力,但它却是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作为具体的公民,其上述权利是通过新闻记者的具体采访报道行为来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遇到困难和不平就盼望记者出来主持公道,维护公正。

当然,记者的采访,与普通人寻求信息是不同的。普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记者则是以获取和传播信息为职业。普通人寻求和获取信息的途径是有限的,诸如马航客机失踪这样复杂的事件,就要有专门的记者运用丰富的资源和特有的专业能力,才能接近真相,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这样记者就应该得到一定的方便。例如官方新闻发布会,自然不会接受普通人参加,但这只是为了更便捷地通过记者把信息传递给公众。说记者采访和报道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不错。但是要说记者采访权是公民知情权“授予”的“权力”,则于法无据,因为公民并未履行授权的法律程序。依照法律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的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权利方是全体民众,而不是记者。马航的发布会上,不但有记者,也有家属,甚至可以说是以家属为主要对象,因为马航对于他们负有更加直接的告知义务。对于马方披露信息的种种缺失,一问三不知,家属十分无奈,而记者除了可能以较高的提问技巧挤出一点信息外,当然不可能祭起“采访权“来要对方说出他们不愿说或不能说的内容。可见记者的知情权就是公众的知情权,不比公众更多一些,只是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比公众早一些,如此而已。

然而,有些部门和个人因不满新闻媒体的监督,动辄封杀媒体,甚至围攻或打骂记者。而且,据新华社报道,某地去年曾出台一个文件,要求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凡是重大案件、重大突发性事件,一律不准向媒体透露。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而且也与法律对新闻采访权保护虚置和不力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多年来还一直没有颁布《新闻法》,所以,新闻记者到底有多大的采访权限并没有法律依据。可喜的是,新闻采访权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多次表示要依法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

采访权在我国有特殊含义

知情权与新闻采访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利,必须用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为此,应当修改宪法和法律,不仅把知情权与新闻采访权明确为法律权利,而且上升为宪法权利;其次,还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明确公民知情权的范围界限与新闻采访权限,行使方式等。

我国的情况有点特殊。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考研,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新传土拨鼠

我国新闻媒体全部归国家所有,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相应的党政机关之下,具体说,纸媒实行主办、主管单位制,电台电视台实行政府台制;互联网兴起以后,正如本刊本期上张文祥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管理二十年的回顾考察这篇文章所梳理的那样,有权采访和发布新闻的限于文中列举的新闻单位所办的网站。这个范围按照人们的习惯称为“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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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权”正是在这体制内形成的一个概念。

在有关规章里,“采访权”被视为新闻记者的专有权。《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新闻采编活动是新闻记者专有的职务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闻采编活动,须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必须持有新闻记者证,并应在新闻采访中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还有排他性规定:“新闻机构非采编岗位工作人员、非新闻机构以及其它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假借新闻机构或者假冒新闻记者进行新闻采访活动。”张文祥文章里引用主管部门官员的话解释说:商业网站不是新闻单位,没有合法采访和首发新闻的资质,所谓“网络记者”都是非法的。

在历史上,记者对于采访对象具有凌驾性曾经普遍存在。在以党报政府台为媒体主体、以工作性报道为新闻主要内容的年代里,在人们心目中,接受记者采访,同向上级机关汇报情况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凌驾性是与媒体所属机关的级别相对应的。随着社会转轨,大众化媒体崛起和新闻内容的多样化,记者的采访方式也应该并且确实有很大改变,但是这种凌驾性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在上世纪末某地曾经作出规定“不得拒绝舆论监督”,《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出台时有官员将其中条文解释为“没有正当理由,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都是此类历史观念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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