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朱寨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朱寨遗址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沟赵乡朱寨村东约500米处,东距须水河约500米,南距郑州轻工业学院约1000米。郑州市高新区建设环保局拟建设须水河生态水系项目工程(即朱寨遗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5000平方米。截止目前,朱寨遗址共发掘各类遗迹325处:灰坑225个、墓葬63座、瓮棺25座、房址4座、陶窑5座、灰沟1条、灶1座、道路1条。发现有仰韶、商代、西周、战国、汉代、唐宋等多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以仰韶文化时期遗存最为完整丰富,新发现有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存。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贾连敏  

    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主要为灰坑,其形状有椭圆形、圆形两种。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及兽骨等。陶器以夹砂褐陶居多,其次为泥质红陶,少量的夹砂陶中掺有蚌末;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的篦纹、压印纹、划纹等;器型有三足钵、小口双耳壶、鼎、深腹罐等。石器器型有磨棒等。

 
    龙山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遗址现今地貌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依低矮的山丘,西侧有闹峪河自南向北缓缓注入丹江。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2008—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3600平方米。

    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墓葬、瓮棺、灰坑、灰沟及灶坑等。房址有半地穴式与平地起建两种,由门道、居住面、柱洞等组成,F2室壁仍存烧土迹象,应为灶台,F3发现有分间的隔墙,F5的柱洞既深且大,洞壁经过烧烤,底部经过夯打,柱芯清晰。

  
    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范围约14万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包含仰韶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时期遗存,另有少量西周、汉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遗存。发现有仰韶时代晚期的城墙、壕沟、河道及房址75座、祭祀遗存7个、陶窑3座、灰坑84个、沟5条、瓮棺葬6个;屈家岭文化房址36座、灰坑202个、沟5条、墓葬6座、瓮棺葬11个;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灰坑187个、瓮棺葬5个;西周时期灰坑4个、沟1条、墓葬12座;汉代灰坑10个、沟3条、墓葬31座;宋元灰坑14个、沟2条、墓葬9座;明清灰坑1个、沟2条、墓葬16座。其中,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仰韶文化时期陶窑由火膛、火道与窑室组成,火膛较深、窑室较高,两条火道分别从火膛左右通至窑室并环绕其一周,Y2还发现有工作间。Y1为一座带有双火膛的陶窑,一条位于窑室西侧,另一条则位于窑室的东北部。Y4保存较完整,火膛尤其完好。仰韶文化时期的灰坑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圆形袋状坑加工规整,用于贮存。

     一、主要考古发现   

 

    勘探和发掘表明,该聚落遗址仰韶时代晚期的地貌和现今地貌差别较大,有一条古河道穿遗址南部而过,在遗址东面折向西北,两端均与现在的闹峪河河床相连,根据测量,古河道西南端河底卵石层与现今闹峪河河漫滩卵石层高程基本一致。古河道宽70--150米,河床与聚落生活面的高差为2—4米。为了解古河道情况,我们在遗址南部开探沟1条(TG3),发现仰韶时代晚期人们向河边倾倒垃圾而形成的倾斜地层,这就说明,仰韶时代晚期以前,这条古河道就已存在。古河道直至汉代以后才被逐渐堆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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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依遗址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建,共修筑两段,均位于现地表以下。一段位于遗址东北部边缘,沿古河道修建,呈东南---西北走向。东南端起于古河道转弯处,西北端止于遗址西北部。长约166.6米,底宽14—28米,现存最高处高约2.1米,东南端宽,西北端窄。方向135度。从TG1剖面来看,其建筑结构为: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中间为宽约4.4米的主体,主体内外两侧为护坡。主体共分6层,每层厚度为0.15---0.3米不等,结构致密,应经过夯打,但没有发现明显的夯窝。内护坡根据土色共分11大层,每大层内又可分出若干小层,小层厚约6厘米。外护坡根据土色共分8大层,其中最外三层含沙量较大,且含有较多的螺壳碎末,应是后来对城墙外侧的加固和修补。主体及护坡建筑用土主要取自当地三种颜色的原生土,外护坡最外三层用土可能取自当时城墙外的於土。TG2剖面情况和TG1基本相同。城墙外有壕沟,壕沟紧挨城墙,和城墙走向一致,东南段和古河道有交叉现象,西北段逐渐偏离河道。宽约14米,比古河道深1米。和城墙底部的高差2-2.4米。   

 

    另一段城墙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边缘,呈东北---西南走向,和遗址东北部城墙大体垂直。长约165米,底宽20—31米,现存最高处高约1.6米。其建筑方法与结构和遗址东北部城墙一致。内护坡根据土色可分为8层,在第1层和第2层、第3层和第4层、第5层和第6层之间均发现有青灰色土层,厚6—10厘米,含有红烧土粒、炭灰等,此种土层应是经过人类较长时期活动而形成,且在第2层青灰色土下压有陶窑、瓮棺葬等遗迹。内护坡这3层青灰色土层及下压遗迹的存在,说明这段城墙的内护坡至少经过了四次加筑。城墙外护坡根据土色可分7层。城墙外侧有壕沟,宽17—20米,深约5.6米。紧挨城墙的壕沟当为人工挖成,遗址南部东西向壕沟应是借助自然冲沟加以整修而成。

朱寨遗址仰韶文化时期Y1

  
    仰韶时代晚期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城墙建造以前,在两段城墙下均压有这一阶段的遗存。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较广,遗迹类型丰富,这里应已经成为拥有相当人口规模的聚落。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沟、瓮棺葬等。F93是这一时期保存最好的一座长方形双间房址。该房址叠压在遗址东北部城墙内护坡之下,长10.6米,宽6.8米。残存的外墙厚0.45米,残存最高处高约0.37米。共分南北两间,每间火塘四周均发现有生活用陶器,种类有缸、盆、夹砂小陶罐、大口罐、泥质红陶杯、纺轮等。

 

 

    仰韶文化时期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个别随葬有石纺轮。瓮棺发现较多,有的用陶罐、陶鼎、陶钵、大口尖底瓶等为葬具,有的采用复合葬具,即将大口尖底瓶与陶钵扣合后横放,其内多发现有幼儿骨骼。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等,多为袋状坑、加工规整,用于贮存。灰沟发现一条,宽2.2~3.5米、深0.95米,其上层堆积的底部清理出野猪骨架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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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时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陶器以灰陶为主,少量红陶;纹饰有素面、附加堆纹、划纹、连珠纹、彩陶等,彩陶以白衣彩陶、红地黑彩居多,花纹图案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网纹、篦纹、太阳纹等;器型主要有鼎、罐、钵、盆、豆、大口尖底瓶、纺轮、环及球等。石器有铲、斧、刀、凿、镰、纺轮及磨棒等。骨器有簪、匕等。蚌器主要为镰。

 

    朱寨遗址商代文化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大型活动面及灰坑等。房址为半地穴式,由门道、台阶、居住面、贮物浅窖穴等组成。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为仰身直肢,个别有腰坑。商代的大型活动面横跨四个探方,其向北继续延伸。该活动面用炭渣等铺垫,关于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出土遗物主要有陶鬲、罐、簋及大口尊等,另出土有銎铜戈两件。

仰韶时代晚期道路L1

 

  
    这一阶段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等。陶器以泥质红陶(橙黄陶)和夹砂(蚌)灰褐陶为主;以素面陶器为主,其它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按窝纹等;器类主要有瓮、罐、缸、钵、盆、杯等,另有少量鼎和器盖。石器主要有斧、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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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阶段为城墙建造及其使用时期。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和前一阶段相当,在TG1内发现有这一阶段人们在城墙内护坡活动的地层叠压关系。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宽阔的道路、大型分间式房屋及祭祀区等一批大型遗迹。道路位于遗址中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端叠压城墙内护坡,路两侧有路边沟,同时期遗存分布于道路两侧,和道路鲜有打破关系。长约230米,宽8-13米,可分10层,每层用沙和细小鹅卵石铺成,局部铺垫有红烧土碎块。大型分间式房屋共发现三座,为F4、F10、F16,均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中西部,每座房屋的建筑面积均在100平方米以上,其中F16共有四间组成,平面布局略呈“田”字形,建筑面积达200余平方米(以基槽围成的空间计算)。祭祀区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西部,面积约600平方米。共发现埋藏猪下颌骨的坑7个。每个坑内埋葬的猪下颌骨数量不等,有的还有用火烤过的痕迹。另外,在遗址东南部城墙的内护坡上发现有属于这一时期的陶窑3座,均为横穴窑。Y2保存相对较好,由火膛、窑室等几部分组成。窑室周围的活动面上残留有大量仰韶时代晚期陶器碎片。

 

  
    这一阶段的文化遗物和前一阶段相比,陶器的质地和纹饰变化不大,而陶器主要类型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鼎和花瓣钮器盖开始大量出现,泥质红陶杯显著减少。这一阶段的陶器种类主要有鼎、瓮、罐、缸、钵、盆、器盖等,另发现有少量陶塑人物,动物形器钮残块。器物形制和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及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物近似,年代也应相当,有学者将这类遗存称为朱家台文化。

朱寨遗址商代文化时期铜戈(M63出土)

  
    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仍然很大,遗存遍布城内。发现的遗迹类型有房址、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在遗址东南部城墙内护坡上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叠压内护坡的现象,但在城墙顶部未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城墙外的壕沟在这一时期尚未堆积平。发掘表明,这一时期城墙和壕沟尚未废弃,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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